在这个年代，脑部肿瘤手术极其少见，这背后是发现难、确诊难、手术风险高三重困境的叠加。

首先是发现难。

在缺医少药的年代，老百姓身体不舒服全靠硬扛，头痛头晕吃几片去痛片压一压就过去了，很少有人会主动去医院。

即便来了医院，确诊的门槛也极高。

当时CT和核磁共振还没进入临床，医生只能靠临床症状和体征判断。

辅助检查无非是X光看颅骨有没有改变、超声看脑中线有没有移位，或者做气脑造影、脑血管造影。

但脑部造影费用不低，又是有创检查，很多患者十分排斥，医生没有十足把握也不能强迫患者检查。

这就导致脑部肿瘤的查出率极其低下。

其次是手术风险极高。

即便病人做了检查、高度怀疑颅内长了东西，受限于检测手段，确定肿瘤部位和性质往往只能靠“开颅探查”。

在那个年代，开颅探查手术的死亡率极高，而后续的肿瘤切除术，风险则更多取决于肿瘤本身的位置。

对于长在“要命”位置的肿瘤，手术死亡率甚至超过50%。

正因如此，脑部手术被称作“外科皇冠上的明珠”，最能体现外科医生的水平。

颅底、脑干等区域密布重要神经、血管和生命中枢，手术难度堪称“在刀尖上跳舞”。

脑干曾长期被视为“手术禁区”，集中着控制呼吸、心跳的神经核团，在这里动刀的风险和精度要求，远非普通普外或骨科手术可比。

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当王桂芬被确认脑部长了不明性质的肿瘤，且体积较大、已经压迫部分脑血管，急需手术切除时，整个外科都被惊动了。

要知道，他们这家军区医院在整个东部地区，无论是规模还是条件都是数一数二的。

可即便如此，他们医院一年也难得碰到几台开颅肿瘤手术。

对待这种高风险的手术，他们必须慎之又慎。

当天下午，大外科科主任周启明牵头，紧急召开了一次术前讨论会。

参会人员除了周启明，还有副主任李涛和秦国强、大外科的几位主治军医和经治军医，以及麻醉科和手术室的负责人。

“人都到齐了，开始吧。小朱，你先汇报患者情况。”周启明率先开口。

乔安站起身，走到观片灯前，将王桂芬的病情从头至尾梳理了一遍：

“这位患者五天前初诊时，我通过问诊和初步查体，高度怀疑她脑部有占位，曾建议她做脑血管造影，但她当时没有检查就离开了。”

“直到今天上午她突发晕厥入院，我们才紧急完善了造影，最终确诊了颅内占位。”

“目前占位体积较大，已经压迫到运动区附近的血管和神经结构，患者出现了肢体无力麻木、视力模糊的症状。”

“如果不手术，压迫会继续加重，神经功能损害不可逆，甚至可能因颅内压增高发生脑疝。”

“我的意见是，尽早开颅进行肿瘤切除术。”

周启明点点头，目光扫向其他人：“大家都说说吧。”

李涛缓缓开口：“片子我看过了，定位清楚。额顶叶，位置不算深，从造影上看血供不算特别丰富，良性占位的可能性大。”

“但体积确实不小，跟周围血管贴得紧。术中分离时要格外小心，大脑中动脉的分支一旦损伤，对侧肢体功能就保不住了。”